画坛探索,艺术教育上有杰出贡献的父子院长
——潘天寿与潘公凯
郭甘泉
潘天寿,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1897年3月14日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北乡冠庄村。自幼温厚笃实,勤奋好学。七岁进私塾,除文章日课之外,他欢喜写字。从写描红格开始,他每天中午写一张,从不间断。他还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插图,及乡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花鸟。
十四岁,潘天寿进入宁海县城的国民小学读书。他从城中纸铺选购了石印字帖《瘗鹤铭》、《玄秘塔》和《芥子园画传》,朝夕临写。《芥子园画传》他的眼前展示了一个新天地,激发了他对绘画的热爱。从此,他决心要一辈子画画!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任情涂抹,自学摸索。
高小毕业,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在读五年期间,他认识了民主主义教育家经亨颐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叔同等人,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于民族艺术和教育事业的爱国心。经亨颐精于书法、篆刻,对传统绘画亦深有研究,李叔同长于西画、音乐,对诗文,书法、金石均有很高的造诣。潘天寿经常去拜访请教,受益较多。
毕业后,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无力深造,他回到宁海小学教书谋生,后又转孝丰教书一年。但潘天寿对于绘画,无一日辍笔。青年时期朝气蓬勃,思想不受缰勒,他常常绘制大作品,特别喜画山岩松柏,及牛、马、虎、鹰等强劲有力的动物,展现出粗豪、奔放、雄阔之气魄。
1923年,潘天寿由师友介绍,来到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一面授课,一面悉心钻研,广收博采,画艺迅速精进。不久,即被聘为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讲授中国画及绘画史课程。在教学之余,他编写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一书。并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专,任艺术教育系主任,自此以后,潘天寿数十年如一日,专心于学术与艺术教育,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桃李遍及全国。此时,上海吴派画风笼罩着上海画坛。然而吴昌硕对潘天寿的才学十分器重,曾特地送他一副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随后,又做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相赠,对他勉励和爱护备至。他们交往频繁,谈诗论画,在画风上他也受到很大影响,深得吴昌硕的气势神韵。
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创办(后名国立艺专),潘天寿即转杭州任中国画主任教授,并定居于杭州。
之后,潘天寿的艺术才能日益被画坛所推重。1929年,他曾赴日本考察美术教育。1930年以后,他在担任杭州艺专中国画主任教授的同时,还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的中国画课程,每周往返于沪杭之间。他还与吴茀之,张振铎等人组织了“白社”国画研究会,并在宁、沪、苏、杭等地举办画展。他改写的《中国绘画史》,重新出版。
芦沟桥事变以后,潘天寿随杭州艺专西迁,辗转于浙、赣、湘、黔、川、滇诸省。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曾任国立艺专、东南联大、暨南大学、英士大学等校教授。抗战后期,他接任国立艺专校长三年。抗战胜利后,他辞去职务,专心于绘画艺术,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他深入生活,几次去雁荡、黄山,直接从大自然中汲取艺术创造的素材,热情歌颂祖国,以绘画作品反映豪迈壮阔的时代精神。他曾被推选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浙江分会主席等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其艺术风格更加强烈鲜明。他不拘陈法,脱尽窠臼,创造出沉雄奇崛,苍古高华的自家面目。他的作品,充分发挥了中国画表现方法以线为主的特点,造型概括,风骨遒劲。他用笔果断而静炼,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他善用浓墨、泼墨,间用焦墨,苍茫厚重,枯湿浓淡均见笔力。设色古艳,清超绝俗。其章法坚劲严谨,沉静周密,如老将用兵,寓赡远瞩,出奇制胜。能在险绝之中又见平稳,造成巨大的力量感和特有的结构美。
在特殊时期他惨遭数年磨难,于1971年含冤去世。1978年杭州隆重举行“潘天寿先生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后,杭州、北京等地隆重举办“潘天寿书画展“。
潘天寿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一样,是20世纪画坛艺术大师。他在艺术史上的成就不可磨灭。
潘天寿的几个子女中,也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长女潘秀兰,几十年笔耕不辍。她的书法如同她的父亲个性一样,铁骨铮铮,巾帼不让须眉。
次子潘公凯,1947年生于浙江宁海。 1964年就读于浙江美院附中,1978年在浙江美院国画系进修,1979年起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任教,1984年起,历任浙江美院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画系系主任。1996年起,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调至中央美术学院,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出版论文集《限制与开拓》,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谈艺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主编《潘天寿书画集》《现代设计大系》。他也继承父业,继续研究绘画史,曾编撰出版《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史>(插图本)》。作为“父子院长”的第二代,潘公凯也在艺术教育上从事了四十多年工作,培养大批的艺术人才。
潘公凯说:“我父亲并没有教过我画画,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是有引导的,比如希望我读唐诗宋词、练书法,他会帮我找一些字帖之类的,向我建议,我自己下功夫。”
如果说,在20世纪,父亲潘天寿回答了“中国画如何既坚持传统,又借古开今”的命题。那么,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潘公凯则在中国美术教育如何面对设计类实用美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纯艺术教学的历史转型探索上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学说,“绿色绘画”概念,认为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必须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发展中赢得国际社会认同和承认。而中西画各有其自身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随随便便吸收,否则,便会失去各自的独特风格……中国绘画如果全盘向西洋画靠拢,无异于中国画的自我取消。中国的美术教育在适应世界性变革的潮流同时,需要强调教学有中国特色,以及发扬中央美院原有的特色……
潘公凯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作画。不过,他早期的绘画并非中国绘画的传统形态,而感兴趣于由西方引进的画种,不是写意的花卉,而是写实的宣传画、连环画、油画和年画。
由于素描造型基本功扎实,有较强的写实能力,他也掌握了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规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通过对潘天寿和20世纪中国绘画的研究,加深了对传统文人画的理解,才在在创作上转入了写意花鸟,此后则理论与绘画并进。从专业画家的角度说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与意境与其父亲潘天寿的作品完全不一样。从潘公凯的作品中来看,构图的结构很大胆,但论画功没有达到其父的高度,他所追求的艺术性很难让人理解。评论界褒贬不一。在创作中与其说是在追求形式美感,毋宁说是更多带有学术性的探究精神。